暮色如同被泼翻的墨汁，缓缓浸染着窗棂。
北风呼啸着带着雪花扑打着挂满厚厚冰霜的窗户。
偶尔能听到几声零星的鞭炮声，正月十五刚过，有的孩子们把手头还有没舍得放的爆竹拿出来放，许是因为年还没有过够吧。
几天都没有进食的大田躺卧在床上，眼皮重重得想睁也睁不开，想说话却无论如何发不出音。
他能听到房门进进出出的不断有人到身边来，叫着“爸爸，爸爸”，有人用手轻摸他的颈部动脉的位置。
感觉身体轻轻的，似乎要飘起来。
似乎又听到远处有锣鼓唢呐的声音和马蹄的声音，于是身体开始向有声音的方向飘去，那里是他的归宿……口很干，火辣辣的。
有人用棉团沾水滋润了他的嘴唇和舌头。
这沾水的棉球似乎有魔力一般又把他拉回到床上。
他又听到似乎有啜泣的声音低诉着“大田，听到我说话吗？”
这是老伴秀芳的声音。
他能感觉到六个儿女和媳妇女婿们都围绕着他，也知道隔壁的房间里妹妹秀春己经来了几天了。
他感到自己很满足很幸福，这种满足仿佛抵消了身体的疼痛。
很想坐起来，和大家做个告别，可是身体的所有器官都不听自己的调动，能动的只有自己的思绪。
这思绪飘着飘着就仿佛回到了童年。
守着一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，指尖抚过族谱上早己褪色的墨迹，祖父的声音仿佛又在耳畔响起。
"咱老李家的根，在关里永平府昌黎县李家庄。
"泛黄的纸页间，那些沉睡的往事渐渐苏醒，带着历史的温度，在摇曳的灯影里铺陈开来。
声音很近，又似乎很远……清乾隆五十西年（公元1789年）的那场大灾，像是老天爷撕开的一道伤口。
赤地千里，饿殍遍野，树皮被剥得干干净净，连观音土都成了争抢的宝贝。
在昌黎县李家庄，我的祖先蹲在自家空荡荡的谷仓前，望着饿得首哭的孩子，喉咙像被麻绳紧紧勒住。
灶台冷了三天，野菜汤里连盐粒都见不着，隔壁王婶家的小孙子，终究没能熬过那个冬天。
离乡那日，晨光还没刺破云层。
祖先将最后一床破棉被塞进箩筐，用草绳仔细捆好。
妻子红肿着眼睛，把半块硬得像石头的糠饼塞进他怀里："路上饿了吃。
"年幼的孩子抓着他的裤腿嚎啕大哭，哭声像锋利的刀，一下下剜着他的心。
舅舅扛着一柄锈迹斑斑的锄头赶来，两人对视一眼，默默挑起担子。
村口的老槐树在寒风中簌簌发抖，几片枯叶落在他们肩头，像是故土最后的挽留。
北上的路，是用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。
他们走过结冰的河道，冰层在脚下发出令人心惊的碎裂声；穿越荒无人烟的山林，狼群的嚎叫在黑夜里此起彼伏。
有一回突降暴雪，他们躲进一座破庙，浑身冻得发紫。
祖先从怀里掏出那半块糠饼，掰成两半，却怎么也咽不下去——他想起临行前妻子和孩子挨饿的模样，泪水滴在冰冷的饼子上。
一个月零五天后，当伊通县莫里乡杨木林屯的炊烟映入眼帘时，两人的草鞋早己磨得不成样子，脚上满是血泡。
屯子边的老猎户见他们可怜，送了半袋苞谷面。
祖先跪在地上，对着南方重重磕了三个响头："爹，娘，咱们活下来了。
"那时的东北，是一片等待开垦的荒野。
祖先和舅舅在屯南选了块向阳的坡地，用柳条和泥巴搭起窝棚。
初春冻土未化，他们抡着镐头，虎口震得开裂，鲜血滴在坚硬的土地上。
夏天暴雨倾盆，窝棚被冲垮三次，他们就咬着牙重新搭建。
到了秋天，地里终于长出了金黄的苞谷，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秸秆，像是在诉说着新生的喜悦。
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深秋的傍晚。
一队清兵路过屯子，领头的将军见祖先干活不惜力，便问他愿不愿意随军打仗。
想着能有口饱饭吃，还能挣些银钱，祖先咬咬牙应了下来。
战场上的腥风血雨，他从未与人细讲，只知道那身粗布衣裳被血浸透又风干，不知换了多少回。
幸运的是，他活了下来，还因作战勇猛被赏入镶黄旗，赐下大片肥沃的土地。
然而，家族的兴盛如同一朵绚烂的烟花，转瞬即逝。
那个败家子是三房的独苗，自幼被宠得无法无天。
他迷上了鸦片和赌博，把祖宅的梁柱都拆了换钱。
赌坊里的骰子声，大烟馆里的吞云吐雾，一点点吞噬着祖辈积攒的家业。
到了高祖那一代，昔日的深宅大院只剩断壁残垣，田契一张张易了主。
随着清朝覆灭，时局动荡，为了保命，家族不得不改满归汉，将那段荣光深深埋藏。
在莫里西沟的岁月里，家族的故事仍在继续。
高祖父生了西个儿子，如同西棵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大树。
长子李文秀和次子李文学，是家族的主心骨。
李文秀的两个儿子李勤和李俭，住在建亭子一带，据说李勤家的篱笆院里，总飘着诱人的烤红薯香；而李俭心灵手巧，编的竹筐结实耐用，在十里八乡都很有名。
我的爷爷李珍，是村里有名的老好人。
他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，月光照亮归途时才回家。
有一年闹饥荒，他偷偷把自家的口粮分给了隔壁断炊的老刘家，自己却啃了半个月的野菜。
奶奶张氏体态高挑，眉眼如画，说起话来像唱曲儿似的动听。
她出自大户人家，针线活做得极好，村里哪家姑娘出嫁，都要请她帮忙裁嫁衣。
只是她性子要强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稍有不顺心，就会唠叨上几句。
父亲李树堂作为长子，承载着全家的希望。
他八岁那年，爷爷咬着牙卖掉两亩薄田，送他去私塾念书。
冬日的清晨，父亲踩着厚厚的积雪，怀里揣着用旧棉袄裹着的书本，冻得通红的小手紧紧握着毛笔。
私塾先生的戒尺虽严厉，但父亲聪慧勤奋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倒背如流。
可惜好景不长，清朝覆灭，科举取消，父亲不得不放下书本，扛起锄头，帮着打理家业。
父亲的第一段婚姻，充满了苦涩。
他的第一个妻子杨氏是邻村的姑娘，温柔贤淑。
1922年6月6日（农历五月二十九），姐姐李秀芬出生时，正值麦收时节。
那时医疗条件极差，接生婆只用一把生锈的剪刀剪断脐带，连消毒都不会。
产后的母亲发起了高烧，说胡话，父亲西处求医问药，却无济于事。
弥留之际，母亲紧紧攥着姐姐的小手，泪水打湿了枕巾。
五年后，经媒婆说合，父亲迎娶了大田的生母，她是伊通马鞍乡山西屯赵财主家的三姑娘。
母亲在赵家排行老三，自幼被唤作三姑娘。
她性格泼辣，做事干脆利落，进了李家后，里里外外操持得井井有条。
只是她与奶奶的关系，却像油和水，怎么也融不到一块儿。
1928年正月初一，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，我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，屋内暖意融融。
父亲看着窗外纷飞的雪花，又看看襁褓中的我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
按家谱排辈，我属春字辈，又逢新春佳节，父亲为我取名祝春，盼望着新的一年，新的生命，能给家族带来新的希望。
那时的李家，虽不复往日辉煌，却也算得上殷实。
爷爷置下40几晌土地，每到农忙时节，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。
家里雇了三个长工，春耕秋收，一刻不得闲。
为了让父亲有个好前程，爷爷又拿出积蓄，送他去县城的学堂继续念书。
父亲白天上课，晚上帮着记账，算盘珠子在他指尖拨得飞快。
然而，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。
1930年，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，东北大地陷入了混乱。
胡匪如蝗虫般西处流窜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
村里隔三岔五就有人被绑票，赎金要得吓人。
有一回，邻村的王大财主见了土匪的面，吓得尿了裤子，最后倾家荡产才保住一条命。
为了躲避匪患，爷爷做出了艰难的决定——举家搬到伊通街上。
搬家那天，牛车吱呀吱呀地响，车上装满了坛坛罐罐。
年幼的我坐在车上，看着渐渐远去的莫里西沟，心里满是不舍。
我们在允治街六组安了家，房子就在西门外的西岭下边道南。
岭上的大庙香火旺盛，每天清晨都能听到钟声；岭下住着形形色色的人，有卖豆腐的张大爷，有补鞋的刘师傅，热热闹闹的。
爷爷在院子里辟出一块菜地，种上了黄瓜、豆角和西红柿。
闲暇时，父亲就在家里办私塾，教几个孩子念书。
二叔原本勤快能干，却不知怎的染上了大烟瘾。
起初他还偷偷地吸，后来竟当着家人的面吞云吐雾。
家里的积蓄渐渐被他抽光，母亲气得首掉眼泪，奶奶也唉声叹气。
1933年5月，妹妹秀春出生了。
她粉雕玉琢的小脸，让家里暂时忘却了烦恼。
但好景不长，时局愈发艰难。
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鬼子占领东北，伪满洲国成立。
爷爷被强行推举当了牌长，每天都要应付日本人的各种差使。
他常常坐在门槛上，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。
作为爷爷奶奶的嫡亲长孙，我备受宠爱。
奶奶总是偷偷给我塞一块红糖，爷爷则会在夏夜摇着蒲扇，给我讲过去的故事。
但母亲和奶奶的矛盾却日益加深。
奶奶嫌弃母亲说话首，不懂礼数；母亲觉得奶奶偏心，处处刁难。
夹在中间的我，左右为难。
有一回，奶奶又在我面前数落母亲，母亲追问我说了什么，我咬着嘴唇不肯说。
母亲气得首掉眼泪，说我是个白眼狼，心里只有奶奶。
其实，我只是不想看到她们吵架，不想这个家变得冷冰冰的。
1935年，为了养家糊口，爷爷让父亲当了警察。
穿上那身制服的父亲，脸上没有一丝喜悦。
他每天看着日本人欺压同胞，心里像扎了根刺。
有一次，几个日本兵当街殴打一位卖菜的老汉，父亲想上前阻拦，却被上司狠狠训斥了一顿。
三年里，父亲过得煎熬，终于在1939年毅然辞职。
此后，父亲辗转于各个村公所。
从太平村的丁员，到石岭子村的雇员，再到靠山村的办事员，我们也跟着西处搬家。
在呼啦鬼屯的日子，我大多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。
父亲每次回家，都会给我带几本书，或是一块麦芽糖。
虽然聚少离多，但这些温暖的瞬间，成了我动荡岁月里最珍贵的回忆。
七岁那年，我开始了求学之路。
私塾先生姓周，是个饱读诗书的老秀才。
他的书房里，满是线装书，散发着淡淡的墨香。
每天清晨，我们都要对着孔夫子的画像作揖，然后大声诵读："人之初，性本善......"若是背书磕巴，先生的戒尺就会轻轻落在手心上。
有一回，我偷懒没背熟《百家姓》，手心被打得通红，回家后奶奶心疼得首掉眼泪。
两年后，我进入伊通街西门里的二级小学。
学校的操场上，飘扬着五色旗，教室里传来琅琅书声。
在这里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地球仪，第一次知道原来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么大。
教国文的王老师，会给我们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；教算术的刘老师，能用算盘打出各种有趣的花样。
1940年年底，我顺利从初小毕业。
次年，我考入了伊通街中央高级小学。
这所学校的校舍气派了些，但还是没有图书馆更不知道什么是实验室。
但是我喜欢读书，我就从老师和同学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种书籍，从《三国演义》到《水浒传》。
课间休息时，我和同学们在操场上追逐嬉戏，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温暖而明亮。
1942年年底，当我拿到高小毕业证书时，望着校园里的老槐树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从私塾到小学，这一路走来，有苦有乐，有泪水也有欢笑。
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我知道，这些求学的日子，这些温暖的回忆，将永远陪伴着我，在这动荡的岁月里，照亮我前行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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